十七大政改：民主还是良政？

十七大政改：民主还是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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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中国该向哪里走？

海外媒体近传中共十七大不但要进行政治改革，而且改革路径已经曝光。其实，中共的政治改革除非采取“自杀式改革”的英勇手段，并没有它路径可走。“和谐社会主义”不能作为一种新型民主理论，它既不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适当描述，也不是一种政治体制的理想目标。
北京在寻找替代性意识形态
中国在以政治实用主义为特点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将中国提升到一个真正的战略强国地位。尽管人均产值仍然排在世界末端，但是总体经济实力的上升使得中国在全球化经济领域中有了抗衡美欧日的本钱，并正在制造着一个“大国和平崛起”的神话。“邓小平理论”可以用两个无条件来概括：无条件维持政治稳定，无条件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发展模式因为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卓有成效被国外经济学者概括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虽然这一概括并不全面和准确，但是它至少说明，“中国发展模式”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事实合法性，而自八九年以来，西方对这种拒绝向自由民主政治转型和在人权问题有严重缺陷的发展模式持道义批判态度。不过也应该看到，道义上的批判并没有妨碍西方政治家和企业家与中国打交道，美国的“围堵中国”的声音更多地是局限在国会里。
无条件促进经济增长不能带来无限制的经济增长，那些被忽视或压制的非经济条件迟早要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吏治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频发的抗议性“群体事件”越来越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胡温政权上台后提出的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的替代性意识形态。
一场带有实验性质的改革如果持续了三十年，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就不能再把它当成一个通向某种更好的目标的过渡状态，而是需要一种新的认知方式。这一认知是双重的，它包括外部对系统的认知和系统内部的自我认知。“北京共识”就是对这种实验与改革的外部认知，而中国当政者一贯采取的“不争论”的策略已经不能够“与时俱进”，因为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到了不可回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另一方面当政者也看到了经济改革带来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需要转化为理论资源的必要，以便为正在发生的和今后声音只会更嘈杂的“主义之争”定调。另外，对于中共来说，再狡猾的“中国特色”的理论改造也不足以掩盖正统马列主义已经被抛弃的事实，“三个代表”其实早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被看穿为其实“没有戴一块表”，寻找一种替代性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由此看来，海外媒体所说的“十七大前民主大讨论”和“十七大将启动政治改革”的猜测并非是没有根据的。
从邓小平的“不争论”到胡锦涛的允许争论
自胡温掌权以来，中共对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出位”言论采取了容忍态度，例如可列为“太子党”的刘亚洲频频放炮，在一些政治敏感话题上言论自由大胆，矛头甚至直指江泽民和胡锦涛，但他不但没有被整肃，反而跳跃式地晋升为空军副政委。民间的志在充当思想库的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像像仲大军一样，公开称“整个中国改革的过程是个‘洗钱’的过程”。
2006年春节前后的“冰点”停刊事件固然是中共没有放松意识形态管制和新闻管制的一个佐证，但同时它也是一个中宣部失去话语霸权的历史性标志。“冰点事件”中，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的话说，是“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新气象，那就是各派政治力量和思想观点统统登上舞台。在过去的中国，任何事情从来都是一边倒，没有反对派，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只有官方意志和官方力量的表现，现在是社会力量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了。中国的右派和左派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左右社会局面。”
被称为北京智囊的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最近在人民日报的理论刊物“人民论坛”上发表文章，被海外媒体解读为提前宣告了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改革决心和改革路径。那些被称为“智囊”的人物对中共高层决策到底有多少影响和作用，是一个大可讨论和探究的话题，但汪玉凯在文中提出的如下说法值得注意：“不要认为十六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没有改革，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改革，从树立理念、重塑信任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已经是没有打出政治体制改革旗号的政治体制改革。”